这不足以作为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依据。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土地管理法》45条既然只提及住宅和房屋，则就不包括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否则立法者就应当选择不同的术语。易言之，这种违宪不是体现在法条的字面，而是深藏于法条的具体适用当中。
[30]立法无非是立法者对某种生活事实确定法效果的过程，只不过立法者需要在普遍性事实的基础上确立法效果，而法律的适用只是对个案事实确定法律后果。在宪法理论上，人们把这种体现在法条的字面之上，而无需通过具体个案即可认定的违宪，称为法律的字面违宪（unconstitutional on its face）。[25]法律总是一般化的表达，但这种一般化的法律在遇到特殊的个案时，就会产生个案裁判不公的问题。[23][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立法者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忽略对少数或者个别情形的保护，但宪法却不能放任立法者对少数人权益的漠视。
例如在法国的事先审查机制之下，总统、总理、两院议长或者60名议员可在法律颁布前向宪法委员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4]参见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开始对合宪性审查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部署维护宪法权威合宪性审查如何破局，载《法制日报》2018年1月16日。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6期。
这是现在正扩张适用范围的消除结果请求权的原本形态。[44]不过，也有相反者[45]）。也就是说，因为行使公权力有公定力，要主张不服公权力的行使，或者排除公定力，就必须采取撤销诉讼这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因为多数情况下选择这种处分或多或少地还存在行政裁量，如果不认可这种判决，就明显抹煞了课予义务之诉的意义。
山本隆司・前掲法関係399頁以下。[8] 高松高判1988年3月23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9巻3·4号181頁。
即使是在与日本观点比较接近的德国，也以现在的结果消除请求权等为根据，更为广泛地承认诉的利益[69]）。（二）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幅度与审理判断对象的限定 近来在首次判断权上出现了一种观点，即以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为基准划定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以相互独立的事实A、B、C、D之一为理由就可以作出某行政处分时，以A为理由的处分与以B为理由的处分欠缺同一性。[97]这一点可大致作如下归纳。另一方面，是否因禁止之诉省略了处分的事前程序、不服审查程序，不太成为问题。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61頁。不过，在禁止诉讼中，存在其他适当方法是诉的消极要件（第37-4条第1款但书[85]），与此不同，第37-2条第1款是将不存在其他适当方法与重大损害要件并列作为诉的积极要件，因而，设想的其他适当方法是比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更大范围的程序。[40]有判决认为，在权利归属上不必始终尊重专利厅的判断，承认在民事诉讼中请求专利权持份转移登记。进一步来说，对于有诸多讨论的撤销诉讼诉讼标的和审理判断对象的幅度问题，[113]只做了简略的分析（（二）），而课予义务诉讼和禁止诉讼的法定化反过来也成为促进撤销诉讼诉讼标的再思考的契机。
[82]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in: Maunz/ 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 (Stand: 2003), Art.19 Abs.4 Rn.280ff. [83] 对于民事诉讼法学上确认诉讼原型观，参见高橋宏志『重点講義民事訴訟法』(有斐閣、新版、2000年)69頁以下。2. 与争点整理和行政程序的联动 德日法制的差异在于行政程序与课予义务诉讼程序的关联方式。
[37] Wolff/ Bachof/ Stober, a.a.O., §48 Rn.8. [38] 東京地判1964年6月23日判例時報380号22頁。公定力对应的德语，美浓部达吉（前掲日本行政法上巻）标注的是Rechtskraft，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275頁以下）与奥托·迈耶一样标注着Selbstbezeugung(公定性自我确认)。
这时，大致能容许原告在该时点就行政机关的判断和行为的合法性请求法院审理判决吗？如果容许，应该选择哪一种诉讼类型？大家在讨论这两个问题时常常不喜欢作明确区分。[36] 转用了毛雷尔的例子，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Aufl. (2002), §11 Rn.8。现在讨论的重点正转为正文所述的方向 (参照、田中二郎・前掲行政法上巻330頁註(4))。重要的是构筑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适当联动的构造。[42] Max-Jürgen Seibert,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1989)作为拘束力的界限问题进行考察。如此，公法上法律关系之诉与抗告诉讼不仅在对象上（客观要件），在诉的容许性上也具有基本共通之处。
（3）在就裁量权的逾越滥用发生争议时，行政厅在行使裁量权时还存在没有考虑的重要考虑事项。[100] 司法研修所編・前掲実務的研究163頁。
也就是说，行政厅当初为了迅速作出处分，基本上就能以部分法定要件和考虑事项为根据作出拒绝申请处分。藤田宙靖『行政法Ⅰ(総論)』(青林書院、第4版、2003年)208頁以下。
在行政行为第三人要求行政厅启动权限时，是第三人要求剥夺相对人权利、课予其义务的法地位。也参见山本隆司・前掲ジュリスト1238号97頁以下。
[41] 最判2001年6月12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5巻4号793頁。毋宁应当是与撤销诉讼相平行，朝着将确认无效诉讼并入争点诉讼的方向构筑起制度和解释论。可以将这种理解一般化为行政诉讼的双层构造，即实体法关系和程序法关系与保障其实现的法律制度和请求权。因而，在后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并不涉及先行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而是涉及拘束力和形式存续力。
[82]在法治国家中，行政机关应当以分阶段地执行、具体化法（律）、使私人法地位明确化的样态采取行动，而在权力分立制度之下，法院是以行政机关遵守判决为前提而运作的。[94] 例如，最判1993年2月18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47巻2号574頁。
（三）作为撤销诉讼对象的法关系 如果像第（二）部分那样，将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理解为作为规律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实体违法性和作为措施的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性，从行政厅的角度来说，这就可以表现为是否存在根据某程序作出某内容行政处分的权限。如三（六）所示，第37-2条可以被解释为通常的诉讼要件。
[108] 在德国是作为消除结果请求权的问题来论述的。然而，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更应该在作为判断和决定过程的行政诉讼程序、以及诉讼程序和行政程序的关联中来考虑，在作为作用和行为的行政处分事前的诉讼中考虑也是可能的。
在整体上，可以思考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构造，即考虑行政实体法的内容，在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诉讼后可能的行政程序过程中，应该如何对事案作出判断和决定。1. 强制合并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指出的一点是，申请权法定的课予义务诉讼的原告必须合并提起确认不作为违法诉讼或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诉讼、确认无效等诉讼（行诉法第37-3条第3款）。[26]如此看来，公定力概念的必要性原本就是可疑的。当然，在日本，对于涉及征收金钱和给付的行政行为，在起诉期限内不提起撤销诉讼就请求国家赔偿，存在可能规避（形式性）存续力这种行政行为存续力的相关问题（在德国，一般采取的制度是不允许请求国家赔偿因能提起却不提起撤销诉讼而产生的损害（民法典第839条第3款），因而基本不与（形式性）存续力相抵触）。
2004年修法增加了抗告诉讼的两种类型，即课予义务诉讼和禁止诉讼（第3条第6款、第7款、第37-2条～第37-4条[1]），但仍然维持着这种条文构造。[56] 最判1967年9月19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1巻7号1828頁[まからず屋事件]。
——译者注 [106] 東京地判2001年12月4日判例時報1791号3頁。常常讨论的是所谓违法抗辩的问题，即以违反下令、禁止、拒绝许可认可等行政行为为由提起刑事追诉，被追诉者能主张行政行为违法而免除处罚吗？如果免除刑罚，并不是全面否定行政行为的规律和拘束力，而是否定在法上保障规律和拘束力的（一种）制裁。
[63] 对此，参见興津征雄・前掲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65頁註(77)。[79] 对于民事诉讼法学上救济法的概念，山本和彦・前掲法律時報76巻1号109頁。